從20世紀六十年代開始，韓國歷屆總統為發展文化產業傳承和創新頒布了哪些相關政策與法規？事實上，韓國政府對文化產業的關注始于20世紀60年代樸正熙政府時期，當時政府對文化產業的政策主要停留在規范大眾對文化的正面認識、糾正文化傳播過程當中出現的負面影響、抵御西方的文化侵蝕階段。從80年代以后開始，全斗煥政府、盧泰愚政府認識到發展文化產業是國家進步的重要因素，并分別制定5年計劃、10年計劃以鼓勵提高文化創造力。到了金泳三政府時期，韓國進一步提出了“韓國文化的世界化”和“文化的產業化及信息化”的口號。

　　眾所周知，金大中政府執政時期，正逢亞洲金融危機，但他在總統就職演說中特別強調文化的經濟性價值，指出“文化產業是21世紀的支柱產業，觀光產業、會展產業、影視產業、文化特產等都是具有無限市場空間的產業，是財富的寶庫”。從李明博政府開始，文化產業正式轉變為出口產業，隨著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的出現，韓國電視劇和流行音樂迅速火變大江南北。直到樸槿惠總統任職期間，韓國政府堅持“文化昌盛”的施政綱領。

　　綜上所述，“韓流”在亞洲乃至全球掀起熱潮，不僅產生了巨大的經濟價值，更重要的是韓國流行文化和那些被烙印著時尚之都的城市早已深入人心。韓國大量發展影視文化產業，不但出臺各項政策，同時也為相關企業提供大量補貼，現今“韓影”與“韓劇”已經成為韓國大眾文化的核心，更是在世界范圍內刮起一股“韓流”。在韓國影視產業的強勁帶動下，2013年韓國文化創意產業產值達到91.53萬億韓元（約合855億美元），同比增長4.9%。其中出口額50.9億美元，同比增長10.6%。因為其影視文化及韓流，韓國首爾被定義為“時尚之都”。
　　倫敦“文化創意之都”

　　以往的倫敦雖然被冠以工業革命的發源地，但其卻稱其承受著環境被破壞的惡果，1952年的霧霾事件更是將倫敦推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工業老城”這一稱呼的背后是城市形象的沒落與無奈。

　　倫敦政府痛定思痛進行城市轉型，通過各種手段（包括政策、金融、基礎設施、品牌活動等）支持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如今的倫敦，文化產業與城市形象、城市生活已經形成良性互動，倫敦文化產業的發展，不僅重塑了城市形象，也徹底改變了倫敦市民的生活方式，創意產業目前已經成為僅次于金融服務業的倫敦第二大支柱產業。
　　成都“中國西部文化創意之都”

　　成都緊緊圍繞內容至上的文化發展戰略，充分利用西部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整合了“大熊貓生態文化”--“古蜀文化”--“三國文化”--“水文化”--“詩歌文化”等系列文化形態。成都從戰略、資金、硬件、內容、營銷等方面打造文創之都。形成以園區化、樓宇化為載體模式，以重大產業項目為帶動，以骨干企業為支撐，文博旅游、創意設計、演藝娛樂、藝術品原創、動漫游戲等行業快速發展的新格局，還打造原創音樂劇《金沙》，3D高清原創動畫系列劇《星系寶貝》。

　　除此之外，通過舉行“創意設計周”、“全球彩繪大熊貓”、“成都藝術品保稅倉庫揭牌”等多個系列活動打造“15分鐘文化圈”惠及城鄉居民引發民眾口碑營銷。當成都城市文化的宣傳片亮相紐約時代廣場的時候，昔日的“天府風光”、“熊貓故鄉”、“蜀漢文化”讓世人眼前一亮。

　　4、文化城市的未來發展趨勢

　　美國社會哲學家劉易斯·芒福德在《城市文化》一書中提到：“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專門用來儲存并流傳人類文明的成果，儲存文化、流傳文化和創新文化，這大約就是城市的三個基本使命。”這三個使命也正是文化城市發展的內在規律和追求的終極目標。文化產業與城市深度融合，文化城市的概念呼之欲出，其未來發展趨勢有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文化產業的支柱性功能越來越突出。“文化產業”不僅僅是光鮮的城市名片，更是城市經濟發展新引擎。文化產業不但能提升城市居民生活品質，還能吸納就業人口、豐富文化產品與市場。隨著經濟結構的調整，文化產業在城市經濟中的比重會越來越大，將成為衡量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創意農業、觀光工廠的迅速崛起就是得益于文化產業對第一、第二產業的反向支持。

　　第二，文化產業的品牌特性愈加明顯。文化產業是感性和理性的結合，也是科技和文化的融合，在物質生活極大豐富的今天，人們在文化消費的時候更加注重價值感、情感、以及美感的體驗和收獲，而文化產品的品牌最大限度了滿足了消費者對于某種文化的認同感，所以在互聯網及社交媒體的發展改變了人們接受和傳遞信息的方式的當下，“文化產業”本身則成為了一種傳播內容及傳播渠道，更為直接、有效的去傳遞城市形象的渠道。

　　第三，“文化IP”的拓展及應用。所謂“IP”（IntellectualProperty），即知識產權，而“IP模式”則指圍繞人氣高的作品和形象開發網絡文學、游戲、動漫、電影、電視節目、電視劇等文化產品。“IP模式”從理論模型逐漸變成文化產業界清晰的現實路徑。“IP模式”的成功運行，得益于知識產權保護法律法規的逐漸完善、產權意識的逐漸覺醒。IP作為一種新興模式融入到城市作為文化的載體中，可以將更多的文化形象融于產業鏈中表現出來。IP的開發首先要挖掘城市文化元素，以形象為載體進行衍生產品的開發，在產品的開發中還巧妙地融入城市文化、旅游形象，以此全面刺激文化消費市場，打造文化的全產業鏈條，實現“城市商品”、“城市文化”、“城市形象”的高度統一。

　　第四，“文化產業園區”去泡沫化。文化創意產業園是一系列與文化關聯的、產業規模集聚的特定地理區域。近年來我國的文化產業園建設受到普遍重視并初具規模。但是，我國當前大部分文化產業園區停留在起步階段。全國文化產業園區有2500個，其中90%虧損或還在招商中，真正盈利的低于10%。而西方國家的文化產業園區首先出生于濃郁的文化氛圍，成熟于激烈的市場競爭，成長于企業與城市的融合之中，并且城市可以為園區的建設提供足夠的人才、包容和科技，也就是佛羅里達在《創意階層的崛起》一書中提到的“3T”。

　　文化集聚源于城市中的創意生態環境，也就是說文化創意產業園建設最終目標是服務于整個城市的經濟、社會、文化，所以建設生態文化園區是城市最大價值的實現。中國文化產業園區模式將從“文化產業開發區”、“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初級階段逐步過渡到“城市文化與創意城市融合”的高級階段。

　　第五，文化產業的復合平臺化功能。由分散到集聚、由產品到服務、由文化產業園區到文化產業小鎮、由增量擴張到存量改造、由粗暴嫁接到有機嵌入，每一種形式的進步都意味著文化產業復合平臺化功能的進步與完善，而這種功能也正是城市與文化產業最佳的融合方式。將文化產業平臺化，以平臺優勢吸引其他產業人才、資金、思想的匯入；將文化產業復合化，在文產功能至上融合其他產業功能，實現共存式發展。